《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红茹|北京报道
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的数据，2021年年末全国人口14126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8万人。
“这是历年来的新低。按照这个趋势，中国有可能提前出现人口负增长。”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秘书长房连泉表示。
学界的普遍共识是，过去几十年，人口红利助推了中国经济实现高增长。如果人口负增长过早出现，就比较难以扭转人口的负增长趋势，进而会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当前，我国正面临人口增速放缓、总和生育率下降以及人口接近深度老龄化等新趋势，多种因素叠加，该如何应对？在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经济周刊》联合百度APP独家制作的系列直播《代表委员面对面》节目中，代表委员和专家学者围绕人口热点问题，积极建言献策。
人口增速放缓，人口负增长或提前到来？
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显示，过去10年我国人口保持继续增长态势，但增速放缓。
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133972万人相比，增加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
再往前推算，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10年增加7390万人，增长5.84%，年平均增长0.57%。
“这是一个趋势性问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宁吉喆此前曾表示，这种趋势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主要原因是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的持续下降，还有人们生育时间的推迟，以及生育养育成本的提高。这些都导致出生人口规模有所收紧。
总和生育率是反映生育水平最直接的概念，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每位育龄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根据人口学理论，总和生育率需要达到2.1，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即维持下一代人口与上一代数量上持平。
国际上通常认为，总和生育率达到1.5左右是一条“高度敏感的警戒线”，低于1.5则进入国际公认的低生育陷阱，再次提高生育率将会变得困难。
就我国而言，2011年至2015年总和生育率均超过1.6，2016年和2017年的总和生育率均超过1.7，此后总和生育率走低，2018年总和生育率下降至1.5，2019年总和生育率为1.47，2020年总和生育率低至1.3，低于少子化严重的日本总和生育率1.34。
基于这样的情况，我国自2016年放开“全面两孩”政策，当年新出生人口数出现上升，此后又不断下降。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放开“全面两孩”的第一年（即2016年），全国出生人口数量为1789万人，较2015年多出生131万人。2017年至2019年，中国全年出生人口分别为1723万、1523万和1465万，2020年全年出生人口仅有1200万人。
“如果按照当前的生育率，我国到2035年、2050年，14亿人口大概会降低到13亿左右。”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上海社会保障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泓分析，中国生育意愿低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生育的社会责任大，二是经济负担重，三是婴幼儿无人照料，四是女性难以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
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彭希哲认为，基于当前我国低生育水平，萎缩的育龄人群，以及弱化的婚姻意愿等多种因素交织，预示我国人口可能即将进入零增长或负增长时代。
在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七普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比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比13.50%。
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4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4.63个百分点。
按照国际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时，意味着进入老龄化社会；达到14%，则为深度老龄化；超过20%，则为超老龄化社会。
在200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7.0%，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到了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13.50%的占比逼近14%，接近深度老龄化。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表示：“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和人口结构问题是同时存在的，这是发达国家所没有的，也是属于中国的特殊国情。”
如何保障“三孩”政策实施效果？
为应对不断变化的人口形势， 2021年5月3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会议提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政策实施已半年有余，成效如何？汪泓表示：“目前中国人口众多、人口与资源环境相对紧张等国情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三胎政策以及配套措施推出以来，其成效仍需一定时间才能逐步显现。”
这不妨碍学界对到底哪个年龄段女性有可能生“三孩”进行研究。北京市政协委员、优客工场创始人、人口学与城市更新学者毛大庆经过详细分析后认为，我国第二个人口高峰是1985年到1994年，出生了1.84亿人口，目前是28岁到37岁。
“这部分人群是属于育龄能生的女性，但是生二孩的人不多，一孩也很有限，三孩更谈不上，说明这些人的生育意愿并不强，有可能生三孩的也是这部分人。”毛大庆说。
在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彭希哲看来，“三孩”政策已经满足了中国人对生育的基本需要。
“尽管过去几年我国陆续出台了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放开三孩，实际上对我国人口出生数量的影响非常有限。在全面放开二孩以后，人口出生数量也只有一两年短暂的反弹，很快就下降了。”彭希哲说。
为加快落实全面三孩政策，汪泓提出以下鼓励生育政策。
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孩子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在个税抵扣方面，以新加坡为例，在有第一个孩子时可以要求5000新元的税收回扣，第二个孩子提高至1万新元，之后每出生一个孩子，都可以得到2万新元的税收回扣。
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例如，美国将幼儿托育纳入公共服务体系，通过立法保障经费投入和推行质量评价系统，推进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
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保障，倡导女性就业平等，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
四是鼓励生育还要在住房、教育和医疗上下大力度减负。新加坡为鼓励生育，在住房支持上，出台“已育有孩子的夫妻，在申请组屋时具有优先权，且享有租金优惠”等政策内容；在医疗补助上，建立医疗基金，加大对接受辅助受孕疗程的夫妇给予补贴，补贴额度达到总费用75%以上。
“当前的重点是要继续推进三孩政策，加大实施力度，重点解决年轻人‘不敢生、不愿生、生不好、养不好’的问题。”汪泓说。
要不要全面放开生育？
“十四五”规划中涉及到生育政策的内容包括：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等。
目前，三孩政策已经出台，规划中提到“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是否包容四孩家庭，引发关注。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家的总体趋势是鼓励生育。中国是人口大国，我国总人口已经达到14.12亿人，生育决策调整要综合考虑我国基本国情、既往政策实施效果等多方面因素。”汪泓表示。
毛大庆认为，应该尊重生育意愿，让大家自主生育，“自主生育或许也不见得有用，但是对社会具有引导性意义”。
彭希哲也赞成全面放开生育，“或许对人口年度出生数量的增长影响很小，但是意义比较重大，有利于统一认识，加快生育潜力的释放”。
他进一步提出要在政策上进行分类指导。“中国地域辽阔，不愿意生育的主要是城市人口和流入城市的一些农村人口。但是在农村地区，有一部分人群经过适当的鼓励、奖励，还是有可能愿意再生育的。”
专家认为，提高生育率，还应关注不孕不育人群。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结婚登记女性的年龄占比中，35岁及以上非最佳育龄妇女的占比正逐年增加。目前，我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已经攀升至12%～18%。
“中国现在不孕不育的人群越来越多，想要生孩子却怀不上，这是很大的生育能力损耗。因此，应该进一步推广利用辅助生育技术，将这部分人口的生育潜力发掘出来。”彭希哲表示。
毛大庆认为：“对科技辅助生殖政策的放开，是非常需要去研究的。”
责编：姚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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