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出炉，一下子就冲上了好几个热搜。
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总人口达到了14.1178亿，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33972万人相比，增加7206万人，增长5.38%。
除了人口总数，这一次的普查结果发布后，大家还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报告中体现出的一个问题：中国的生育率，怎么已经这么低了？
甚至还有外国媒体，已经开始鼓吹中国遭遇人口危机了：
所以说，变低的生育率，为啥那么受关注？对于中国的人口问题，我们应该怎么看？
生育率，到底咋了？
人口普查的公布数据显示，2020年的出生人口仅有1200万，我国家庭户人口降低至2.62人，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下行到1.3，处于非常低的生育水平。
这是个啥概念呢？
根据以往的数据统计，1947年，我国的家庭平均人口数有5.4人，到2005年，下降到每个家庭3.1人，这次普查又减少了0.48人。平均下来，每户家庭甚至无法满足“三口之家”的标准。
也就是说，单身人口和无孩家庭的比重，比以往大大地提高了。
更直观的数据，体现在总和生育率上。
所谓总和生育率，是指某个国家或地区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间（15~49岁）生育的子女数量。
而我国1.3的总和生育率水平，低于很多欧美发达国家1.6的水平，甚至比1.4的日本还低，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仅高于韩国——这还是存在二孩堆积效应的情况下
理想状况下，一对夫妇养育2个孩子，才能确保孩子数量与父辈持平，考虑到其他因素，学界一般将总和生育率达到2.1界定为世代更替水平。
也就是说，1.3的总和生育率，意味着我们的人口增长正在大幅放缓，并很可能迎来人口缩减，如果不采取措施积极应对，甚至有可能陷入“低生育率陷阱”：一旦总和生育率降到1.5以下，因为育龄妇女减少、生育惯性等原因，再想重新回升至1.5以上就会变得比较困难。
就在去年底，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曾撰文指出：“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单身，是个大趋势
据统计，1982年，中国只有1700万单身家庭，到了2014年，已经有超过6000万家庭登记为独居户。
而去年的民政部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的单身成年人口高达2.4亿人，其中有超过7700万成年人是独居状态，预计到今年，这一数字会上升到9200万。
其实，不只在中国如此，单身率提高、结婚和生育意愿降低，可以说是全世界的大趋势
1950年的美国成人中，有22%单身，而如今的单身比例超过50%，据预测，每4个美国新生儿中，就有一个终身未婚。
在日本，对亲密关系失去兴趣的“草食男”曾经登上年度热门，一项2015年的调查显示，30岁以下的日本成人有1/3从未约会过。
不只是在发达国家，过去数十年来，南美洲、中东甚至非洲的单身人口都在增加。甚至有一份报告预测，到2030年，世界单身人口比例的跃升幅度将达到惊人的20%。
以色列学者伊利亚金·奇斯列夫在新书《单身社会》中，总结出了人们不再憧憬婚姻的8大原因：
·人口变化，如出生率下降和性别比失衡；
·女性的社会角色变化；
· 在离婚兴盛的年代回避风险；
·经济因素，如成家和养育成本提高、消费和就业市场鼓励单身；
· 宗教变迁，让人们对婚姻的态度从保守转向开放；
· 大众文化、媒体及社群网络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互动方式来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
·都市化和教育程度提升。
可以看到，这八个因素有不少正在中国的大地上发生。
不仅如此，与收入不成比例的房价、越来越低龄化的教育“内卷”、双职工家庭的看护困难问题……这些中国普遍存在的问题，都是生育路上一道道难以跨过的门槛。
出生率低，劳动力少
会有什么问题？
有人可能要问，出生率低，人口减少了，每个人平均获得的资源就增加了，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这里要说明的是，人口过多，确实会造成资源不足，但是，如果人口减少，是建立在劳动力不足的背景下，就会让人口结构变得畸形，是不利于发展的。
这就要提到2个问题：我们老生常谈的老龄化问题，和我们难以察觉的人口红利消失。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亿人，占18.70%。按照国际通行标准的10%来算，我国已经是一个妥妥的老龄化社会了。
根据民政部的相关预测，到2025年，全国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社会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而5到10年后，全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将进入中高龄。
如果4:2:1的人口比继续发展下去，会是什么样子呢？
邻国的日本，已经给了我们答案：
六七十岁的老人在坚持工作，养活自己的同时，还要照顾八九十岁的老人，直到他们自己也八九十岁，再有新一波六七十岁的“年轻人”来代替他们的工作。
70岁的老爷爷，还在养老院当员工
养老问题的本质，就是用工作年龄人口养活老年人口，这意味着要么“老而不休，老而难休”，要么让年轻人背负更大的社会保障压力。
而第二点，就是人口萎缩带来的规模效益减少。
以往，我们大多数人对“人口红利”的认识可能仅仅停留在“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个概念上，但其实，良好的人口结构和人口规模带给我们的好处，远不止这一点。
它们意味着广大、活跃的市场，和强大的人口聚集效应，它们为我们带来了各种方便快捷、成本低廉的服务，也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快速迭代。
就拿阿信的主业——图书来说，编辑图书中产生的那些一次性成本，比如翻译、编校、设计封面的费用，放在中国的市场上，可以摊平到几千上万、甚至几十万本书中，但是如果放在那些拥有自己的语言、人口又少的小国家，只能卖出几百、几千册，每本书就要分摊更高昂的成本。
这样的规模效应，不论是在传统的制造业，还是需要庞大数据喂养的互联网行业，都广泛存在，只不过我们平时意识不到。
目前，我们的人口增长和人口红利还在持续，暂且不用过于担心，但是，保持未来人口也能继续平稳、健康地发展，也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早在上世纪出版的《生育制度》中，费孝通就提出了一个观点：
“人类社会必须有一套办法来解决个人有生死、社会持续的矛盾，也就是生物的个人和社会的集体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通过个体的新陈代谢来取得集体的常存而统一起来的。”
到了今天，生娃更是不仅仅代表着人类个体的延续，人们开始意识到，在生育背后，还有着更加复杂的社会经济意义。
2018年，人民日报海外版曾经发表评论员文章《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鼓励政策不能画饼充饥》，里面写道：
“生育孩子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特殊意义。不想生育只是很多人面对巨大现实压力而被动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中国依靠庞大的人口红利实现了大发展，而面对低生育率，政府应该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解决，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3年过去了，我们依旧任重而道远。
原文链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9699138564021326&wfr=spider&for=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