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焰深度# 撰文 李影 编辑 张喜斌
最新统计数据，去年我国人口出生不足千万，创下历史新低。
10月12日，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2022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2年全国出生人口956万人，比2021年减少10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
2003至2023年全国人口出生数量图（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
今年年初，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我国2022年人口数据，截止2022年末，全国总人口比上年末减少了85万人，是中国人口近61年来首次人口负增长。本次人口负增长，似乎比想象中来得还要快。
对此，人口专家易富贤表示，中国人口正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危局，对于严峻的人口形势，我国需要补齐所有生育短板，同时人口政策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庸医治驼”。
我国出生人口首次跌破千万
10月1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了《2022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2年全国出生人口956万人，比2021年减少106万人。
2022年全国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为38.9%，三孩及以上占比为15.0%，一孩占比为46.1%。根据数据计算，2022年我国一孩出生数量为441万人，二孩出生数量为372万人，三孩及以上出生数量为143万人（四舍五入取整数）。
整体来看，三孩占比上升。但从出生人口的孩次结构来看，一孩二孩占比合计为85%，是出生人口数量的重头。
赤焰新闻注意到，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从2011年到2020年，我国每年新生儿的数量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出生率也持续下降。
2011年，我国新生儿数量为1790.3万人，出生率为1.327%。到了2020年，我国新生儿数量仅为1203.1万人，出生率降至0.852%。而2021年，我国新生儿人数为1062万人，出生率仅为0.752%，这两个数据都是近10年来的最低值。
今年年初，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我国2022年人口数据，截止2022年末，全国总人口比上年末减少了85万人，是中国人口近61年来首次人口负增长。
对于目前我国人口的孩次结构变化，我国著名人口学专家易富贤对赤焰新闻表示，2021年、2022年，《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了分孩次的数据，此前并没有公布。
他指出，根据近两年的数据，2022年的一孩比上年减少28万，二孩减少68万，三孩减少11万。一孩次、二孩次、三孩次的占比，1982年普查分别是47.2%、25.6%、27.2%，1990年人口普查分别是49.4%、31.3%、19.3%，2010年人口普查分别是62.2%、31.3%、6.5%，2015年小普查分别是53.1%、39.8%、7.1%。本次卫健委公布的2022年孩次占比分别是46.1%、38.9%、15.0%。
1982年、1990年、2010年普查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2.6、2.3、1.18。
2021年美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66，一孩次、二孩次、三孩次的占比分别是38.0%、32.0%、29.7%。
中国2022年的三孩占比虽然比前些年有所提升，但其实仍然还属于“不正常”。
赤焰新闻注意到，近两年，多地陆续出台政策鼓励生育，尤其是2022年我国出生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以来。而据本次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公报》来看，三孩占比上升，是否说明三孩政策有了一定的效果？
对此，易富贤表示，三孩占比上升，并不意味三孩政策有效果。
“2021年实行三孩政策后，2022年的三孩数比2021年还减少了11万，去年还生了154万三孩，这些孩子多是1980年代出生的妇女所生，她们的生育意愿相对较高，等她们丧失生育能力，中国的三孩数量将继续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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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不婚
从二胎政策放开至今，仅六七年的时间，人口出生数量从1800多万下降到了900多万，短时间内人口出生数量几乎减半。
整体来看，目前各地鼓励生育措施中，主要针对的是二孩三孩家庭，尤其是三孩家庭。对此，易富贤表示，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三孩的问题，而是连一孩都不生，甚至不结婚。
从一孩占比来看，2022年我国出生人口中一孩占比为46.1%，比2021年提升了2个百分点，但一孩出生数量还是比2021年减少了27万左右。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一孩出生数量多年来首次跌破500万大关，仅为468万；到2022年，我国一孩出生数量仅为441万，为2016年的48.7%。也就是说，6年来，我国一孩出生数量降幅达到51.3%。
诊断通过是一孩的生育率从1990年的1.0下降到2000年的0.86、2010年的0.73、2021年的0.51，2022年甚至可能低于0.5。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晚结婚，甚至不结婚，也成为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的结婚人数从2013年的2694万人，减少到2022年的1367万人，结婚人数连续9年下降。尤其是20-24岁的结婚人数更是从2011年的953万人，锐减到2022年的208万，25-29岁结婚人数也从2014年的993万减少到2022年的509万，数据下滑很严重。”
10月13日，民政部发布《2022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2年，全年依法办理结婚登记683.5万对，比上年下降10.6％。结婚率为4.8‰，比上年下降0.6个千分点。同时从近十年的数据来看，30-34岁人群和35-39岁人群占结婚人口的比重在持续上升。
2022年1月2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90后”“00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绝大部分成长和工作在城镇，受教育年限更长，面临的就业竞争压力更大，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
“现在是知识过剩的时代，很多知识不一定通过学校教育获得。过度重视教育的最大后果是婚育时间的推迟，挤压生育时间，导致生育率下降。东亚地区生育率是全球最低，原因之一是过度重视教育。”易富贤称。
目前我国人口形势仍然很严峻
从1971年的“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到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从单独二孩政策顺利落地，到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我国的生育政策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始终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完善，但目前我国人口形势仍然很严峻。
2023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22年人口开始负增长，比预期提前9年；生育率只有1.0-1.1，而不是预期的1.8。联合国WPP-2022也公布中国人口在2022年开始负增长，比2019年的预测提前了数年。
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低生育率和高老龄化的国家，其总和生育率在1975年降至1.91，到2020年降至1.34。而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2010年为1.8，到2020年降至1.3以下，这意味着中国在十年内经历了日本在四十多年内经历的生育率下降过程。
深受千年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的生育率为何越来越低？对此，易富贤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现代社会经济模式是建立在西方文明的基础上，比如，社保取代传统的家庭保障，动摇了儒家生育文化的经济基础。
其次，在传统低养育成本下，会追求多子多福。但在现代高养育成本下，会牺牲数量，追求质量。而过长的受教育时间则挤压了年轻人宝贵的生育时间。
第三，东亚地区的城市人口密度过高，高房价、高民生压力、狭小的空间、长通勤时间，导致民不聊“生”。
除了上述原因外，还因为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重塑了社会经济。
心理上，年轻人一代人婚育意愿下降。2021年中国官方的调查显示，中国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只有1.64个，作为生育主体的“90后”、“00后”仅为1.54个和1.48个。
物质上，养不起。各项经济、社会政策都是围绕主流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进行的。
生理上，生不了。不孕率从1980年的1-3%提高到2020年的18%。男、女初婚年龄从1990年的23.6岁、22.2岁推迟到2010年的25.8岁、24.0岁，再推迟到2020年的29.4岁、28.0岁，很多人丧失了生殖能力。2020年中国的堕胎率是中国台湾、韩国、日本的3倍，避孕率也更高。
10月18日，国家统计局方面表示，虽然我国人口数量有所下降，但人口质量改善速度更快。不过，易富贤指出，人口质量的改善很难弥补人口数量的下降。
“社会是一盘菜，需要各种职业的人口。日本1992年人口危机爆发后，也指望通过改善人口质量来弥补人口数量的下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2年的30%提高到2019年的65%。但一方面是劳动力在下降，并且很大比例分流读大学，大学毕业生不愿意从事制造业，从而导致日本的制造业衰退。而现在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与日本相当了，大学毕业生宁愿送外卖，也不愿意从事制造业。”
易富贤强调，2022年中国出生人口只占世界的7%。如果坐视不管，今后中国的生育率将低于0.8，2050年、2100年的人口将少于10.2亿、3.1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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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读：中国需补齐所有生育短板
对于2022年我国出生人口首次跌破1000万，出现人口的首次负增长。易富贤认为，当下，中国需要补齐所有的生育短板。
他提出，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是人类社会的两大支柱。但是现在儒家文化圈却患了“再障”，数千年的文明难以为继。应该成立国家人口安全委员会，中国必须进行“范式革命”，对社会、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各领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回归传统是各国鼓励生育成功的核心经验，易富贤建议强化家庭价值，发扬敬祖文化，重视清明节、中元节，让生者有祭祀之所，让逝者的灵魂有安放之地。同时，还要打造稳定的国内环境。
伦敦、东京各区的人口密度与生育率直线负相关。美国的城市密度低，即便芝加哥、费城这些大城市的中心城区，每平方公里也只有四千人，因此生育率较高。目前中国城镇化率接近70%，超过4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因此要给城市提供充足的土地，降低人口密度，大幅降低房价，让城市不但要“宜居”、“宜业”，更要“宜生”。
同时，生育时机稍纵即逝，生育的时间窗口是很短暂的，20岁出头是最佳的生育季节。婚育年龄的推迟，意味着生育的时间窗口缩窄，生育能力下降。因此政策重点不能放在成本高、效率低的生殖辅助，而应放在降低婚育年龄。如果男、女初婚年龄不能控制在 27 岁、25 岁以下，生育率是难以提升到更替水平的。
易富贤还提到，当下的社保制让养幼与养老脱钩，他建议以夫妻为“共同纳税人”，让养老与养幼挂钩，多孩多得。家庭是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那么社保制应该与家庭建设结合，符合我国传统，是我国的一个好的制度资源，可以纠正西方社保制的弊端。将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提升到6%，优先保障婴幼儿的营养、健康和早期教育，提高养育能力。
近年来，中国50%的怀孕被堕胎。据数据显示，中国各省、美国各州的堕胎率与生育率直线负相关。2022年美国取消了1973年宪法规定的堕胎权，各州纷纷制定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堕胎的法案。虽然中国不可能效仿，但其立法精神还是值得参考，应开展尊重生命的教育。
而对于当下我国密集出台的各种优化生育政策，易富贤强调，人口政策不能急功近利，不能庸医治驼背。
比如他提到，政府的生育补贴不能只盯着“孩子”或“孕妇”，而应放在“家庭”，尤其要增强家庭养育能力和动力，强化家庭伦理。
【资料来源：国家卫健委网、民政部、央视新闻、中国网、第一财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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