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巴中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等各项措施，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持续改善民生，价格调控手段不断完善，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2012年—2021年，巴中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在合理区间运行，呈现温和上涨态势。
一、十八大以来巴中居民消费价格运行总体情况
2012年—2021年，巴中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累计上涨20.2%，年均上涨1.9%。比全国（22.3%）、全省（21.3%）分别低2.1和1.1个百分点，整体走势与全国、全省保持一致，呈现出“平稳上涨、总体可控”的态势（见图1）。
图1 2012年-2021年巴中、全国、全省CPI同比涨幅（%）
二、分三个时期看巴中CPI运行的阶段性特征
2012年—2021年，巴中CPI运行阶段性特征明显，上涨动能持续转换。十八大以来，大致可分为温和运行阶段、短期冲高阶段、高位回落阶段。
（一）温和运行阶段（2012年—2018年）。这一阶段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整体相对平稳运行。在2011年（6.6%）大幅上涨的背景之下，2012年高开震荡，温和回调，CPI年内上涨2.1%，其中食品价格上涨3.6%是主要拉动因素。2013年在2012年基础之上稳定运行，涨幅较2012年略有扩大，CPI年内上涨2.6%，其中食品价格上涨4.7%、服务价格上涨2.3%为主要拉动因素。2014年—2018年，涨幅在0.5%—2.3%之间小幅波动。各年份上涨动能轮动切换明显，其中2015年—2016年主要受食品价格、服务价格共同拉动影响上涨，2016年主要受食品价格上涨4.8%拉动影响，2017年主要受服务价格上涨1.6%拉动影响，2018年主要受服务价格上涨1.8%、工业品价格上涨1.7%共同拉动影响。
（二）短期冲高阶段（2019年—2020年）。这一阶段中，巴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受食品价格上涨拉动，上涨趋势明显，上涨幅度扩大。2019年上涨3.4%，涨幅较上年同期扩大1.8个百分点，是十八大以来的峰值，食品价格上涨幅度高达13.7%，猪肉价格成为主要拉动因素。2020年在2019年基础之上，高开回落，上涨2.9%，其中食品价格年内上涨了12.4%。
（三）高位回落阶段（2021年）。2021年在2020年基础之上涨幅大幅回调，年内上涨0.2%，其主要原因是猪肉价格下降34.1%，拉动食品价格下降5%，比上年同期低17.4个百分点。服务价格上涨0.6%、工业品价格上涨2.3%，成为指数下降的对冲因素。
三、十八大以来巴中CPI运行特点
2012年—2021年期间，虽然巴中居民消费价格总体运行平稳，但“非洲猪瘟”“新冠疫情”等事件对巴中居民消费价格，尤其是食品类价格影响较大。
（一）食品类价格累计涨幅达41.1%
2012年—2021年期间，巴中食品价格累计上涨41.1%，年均上涨3.5%，是拉动CPI上涨的重要因素。分年度来看，2012年—2016年，涨幅在2.4%—4.8%之间，2017、2018年食品类价格分别为-3.9%、0.9%；2019年食品价格累计上涨13.7%，拉动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63个百分点，影响程度达76.7%；2020年食品价格累计上涨12.4%，拉动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62个百分点，影响程度达88.8%；2021年，受猪肉价格大幅下降影响，食品价格下降5%，拉动CPI总水平下降约0.99个百分点，影响效果明显较大。在“非洲猪瘟”“新冠疫情”影响下，食品类价格上涨对CPI影响力增强。
1.鲜菜价格季节性变化特征明显。2012年—2021年，巴中鲜菜价格累计上涨60.5%，年均上涨4.8%。鲜菜类价格变动受时令节气影响较大，例如，2012年巴中鲜菜类价格大幅上涨，累计上涨16.6%；2013年—2016年，涨幅在3.8%—9.1%之间波动；2017年鲜菜价格累计下降6.7%，影响价格总水平下降0.2个百分点；2018年鲜菜价格呈现涨跌各半的特点，12个月中价格上涨下跌均为6个月，季节性变化特征明显。2019年鲜菜价格涨多跌少，总体低于上年同期水平，鲜菜价格低于2018年同期0.9个百分点；2020年—2021年鲜菜价格累计上涨分别为0.9%、4.7%，新冠疫情、持续性降雨成为影响菜价变动的主导因素。
2.猪瘟疫情引发新一轮猪周期。十年间，巴中猪肉价格累计上涨41.5%，年均上涨3.5%，其中受猪周期、非洲猪瘟、新冠疫情叠加影响较大，猪肉价格涨跌动荡明显。2016年巴中猪肉价格累计上涨17.6%，是受猪周期影响较大。由于2015年猪肉价格持续低迷，国内生猪出栏大量减少，猪肉供应严重不足，加之节日消费需求旺盛，促使猪肉价格快速进入上升通道。2017年—2018年猪肉价格累计分别下降11.5%、8.8%，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分别下降0.41、0.28个百分点。2019年猪肉价格涨势强劲，累计上涨59.8%，主要是由于2017年—2018年生猪价格一直处于本轮“猪周期”的低谷区，养殖效益欠佳，2018年因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养殖户大量淘汰能繁母猪，形成又一轮去产能周期，加剧产能下行。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道路运输受阻、生猪屠宰受限，导致供给偏紧，加之2019年非洲猪瘟共同叠加影响，巴中猪肉价格累计上涨53.4%，影响CPI总指数上涨2.33个百分点。2021年下半年，生猪存、出栏量增加，猪肉价格同比下降34.1%，为十八大以来最低谷（见图2）。
图2 2012年—2021年巴中猪肉价格指数涨跌（%）
（二）服务价格成为拉动CPI上涨新的驱动力
随着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转变，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教育等服务方面支出明显提升。十年间，巴中服务项目价格累计上涨25%，年均上涨2.3%。
消费结构转变及服务项目类支出提升，说明居民生活水平正在提升，恩格尔系数正在逐渐变小，广大人民正在一步步奔向小康，服务类价格上涨有人口红利下降、劳动力成本上涨、消费结构转变的内在原因，也有国家大力提高居民收入，脱贫攻坚成效显著的外在原因推动，同时还有政策性调整的推动。如，2017年巴中推行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政策，推升了2016年—2020年期间医疗服务价格上涨4.5%。十年间，居民更加重视教育服务，拉动教育服务价格上涨24.6%，年均上涨2.2%。
（三）工业品价格小幅上涨
十八大以来，工业品价格指数低位运行。2012年—2021年累计上涨8.6%，年均仅上涨0.8%。其中涨幅较明显的有：服装价格累计上涨18.7%，年均上涨1.7%;水电燃料类价格累计上涨14.5%，年均上涨1.4%。
工业品价格运行有三方面因素影响较大。一是受价格改革政策影响较大。十八大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源价格改革持续向纵深推进，环保政策持续深化执行，水电气阶梯价制度得到建立完善，取消了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启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均对相关工业品价格产生重大影响，并逐步传导至下游消费端。二是受发展环境影响较大。十八大以来我国工业处于转型升级、快速发展阶段，相关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均会对价格形成输入性传导，人力、能源、资源等基础性成本价格整体上涨，对十年间工业品价格运行产生重要影响。三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工业行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疫情发生后其生产发展受到较大影响，而消费者收入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工业品消费意愿不强。如2020年工业品价格下降1.3%。其中，交通工具、家具、通信工具、抽油烟机等价格分别下降3.5%、2.4%、2.1%、1.4%。
三、影响居民消费价格变动的因素
十八大以来，巴中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既有国际因素，又有国内因素；既有成本推动，又有需求拉动；既有产量变动因素，又有结构变化因素。总的来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供求关系导致商品价格波动。从经济学原理看，供求关系决定商品的价格。当供大于求的时候，商品价格会下跌；供不应求的时候，商品价格会上涨。以猪肉价格为例，2012年—2014年，猪肉价格低迷，生猪养殖受国家养殖环保要求提高、疫病多发等因素影响，养殖户出现亏损，部分散养户退出，规模户缩减规模，市场猪肉供应不足；2015年—2016年，猪肉价格上涨，带动养殖户积极性上升，生猪存出栏量上涨，市场供应充足；2017年—2018年猪肉价格下跌，养殖户积极性下降，缩小养殖规模，出栏量减少，市场供应量下滑，当年非洲猪瘟发生，加剧了不平衡性；2019年—2020年，猪肉价格不断攀升，国家出台扶持政策，鼓励企业加大规模养殖，至2021年下半年，生猪存、出栏量均达到或超过常规年份水平，猪肉价格又开始大幅下降，推动当期食品价格指数下行。
二是政策性因素调控稳定物价变动。长期以来，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保持市场稳定，从中央到地方始终把保供稳价作为重要任务来抓。政策调整作为市场价格机制外因，对消费市场价格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对维系整体居民消费价格形成机制意义重大，在政策调控下价格涨幅水平总体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如生产端的各种保险、补贴、税费减免缓缴，重要民生商品的价格补贴，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发展的宏观调控改革政策等；为稳定农业生产，辅助农牧渔业增产增收的农业保险；耕地地力保护、农机购置等农村种地生产性补贴；2020年疫情后为加快复工复业，出台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增值税减免政策；为推动绿色发展，对新能源汽车的价格补贴；2017年巴中城市公立医院改革等政策因素。以猪肉价格为例，在非洲猪瘟疫情发生后，各级政府出台一系列保供稳价政策，通过猪肉收储及投放、恢复生猪生产、调控养殖规模、启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等措施，在调控政策影响下，生猪供应稳步恢复，有效抑制了猪肉价格较快上涨势头。
三是成本变化直接影响价格趋势。劳动力、原材料、上游生产成本、店铺租金等，是终端消费产品价格的组成部分，一定程度影响CPI指数运行。2011年，巴中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28753元，2021年为79188元（数据来源：巴中统计资料），初步测算，2012年—2021年，工资水平上涨约1.75倍，年均上涨约10.7%；劳动力价格和上游产品价格的上涨，增加了下游产品的成本，影响终端消费品价格。
四是自然灾害、疫病等突发事件。畜禽养殖业受疫病影响较大，虽然防疫措施年年加强，但价格阶段性涨跌仍不可避免。2015年—2016年，部分地区发生禽流感，养禽业面临困难，禽蛋价格持续下跌，至2017年逐步企稳回升，受饲料价格上涨影响，2018年上涨达17%，2012年—2021年蛋类价格累计上涨36.6%，年均上涨3.2%。2017年—2018年，生猪养殖受猪瘟影响，市场猪肉价格持续下跌，2019年—2020年止跌回升并大幅上涨，波动剧烈，10年间涨跌幅相差25.7个百分点。
五是国际贸易争端波及价格走势。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经济的融合度越来越高，我国市场与国际市场联系越发紧密，国际市场大宗产品价格走势影响国内商品价格，对国内市场影响明显。如农产品中的大豆、玉米、肉类、棕榈油，原材料中的铁矿石、原油、煤炭，高科技中的芯片、集成电路、仪器仪表等，表现在生产端为饲料、能源、化肥，表现在居民生活中为食用植物油、畜肉、汽油、汽车、高端电子产品等。
四、稳定物价的相关建议
（一）确保食品类价格在合理区间微幅波动
“民以食为天”，食品价格持续上涨是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的首要因素。稳定物价就必须首先稳定食品类价格，尤其是鲜活农产品的价格。建议市委、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加大农业生产扶持力度，兜住农产品价格底线，减少中间环节流通成本，因为老百姓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稳定价格既要惠农又要稳定农产品价格；加强对猪肉、鲜菜、鲜瓜果等农产品价格的监控，细化价格监管政策，对恶意囤积、哄抬物价的不良商业行为加大打击力度，强化法律法规执行力和处罚力度；降低或免收各种管理费用，确保农民收入增加和降低零售价格，保障城市居民生活供应和农产品价格平稳运行。
（二）加强对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价格的监测
密切关注市场动向，切实加强对生活必需品和服务等价格的监测，关注这些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情况，抓好倾向性、苗头性问题的分析，科学、准确判断未来价格变化趋势，正确引导生产、流通和消费，稳定公众价格预期，防止重要商品及服务价格出现大幅波动而影响总体物价的稳定。相关部门应积极探索，在保持物价水平总体稳定的前提下，推出一系列价格改革措施，进一步理顺价格关系，促进市场价格机制形成。与此同时，要把握价格调整改革的节奏和力度，注意解决好调价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
（三）完善价格监测预警机制和应急处置体系
建立健全价格监测预警机制和应急处置体系，构建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体系，健全重要商品储备制度，提升价格总水平调控能力。加强通缩、通胀预警，制定和完善相应防范治理预案。强化重要商品储备日常管理，增加关乎百姓生活的必需品及农业生产资料的储备，确保市场有效供应。合理运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形成政策合力，努力保持价格总水平处于合理区间。建立有利于节能减排的价格体系，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原文链接：http://www.cnbz.gov.cn/xxgk/zdxxgk/ggjgxx/jgzl/133118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