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这个过程中，助产士常会被婴儿抓住手指。这温情的瞬间在他们看来不过是寻常的抓握反射——健康的婴儿会抓住手边一切东西，手指、脐带、产钳。东城妇幼保健院产房护士长徐闵说，手指被抓住的感觉，软软的，但很有力道。大夫朱培静说，“他（她）这样抓你一下，你一下子就变温柔了。”
刚工作时，徐闵觉得生产的画面有点血腥，有时做梦都是生孩子，那种“秃噜产”（指还没做好准备就生了）。要么是别人，要么是自己。朝阳医院的耿凯阳是产房里少见的男助产士，他把极大的热情投入其中。他会把孩子脚印按在卡片上，写上一句话送给他（她），落款“曾经帮助你来到世界的助产士”。工作时间长了，他也不再给每个孩子写。对大多数人来说，出生后那几小时的故事，随着脐带的结一起变成褐色，然后在两周后脱落了。
东城区妇幼保健院的单人产房。郭玉洁/摄
疼痛是很多产妇对生产过程最深的印象。那是子宫收缩带来的，是生理性而非病理性的疼痛，医学上曾把这种疼痛定义为仅次于烧伤痛的9级。在疼痛下，有产妇大哭大叫，有的则低声呜咽。朱培静在一家综合医院见过产妇举着吊瓶光着下身出来，跪着求医生给她剖宫产，东城区妇幼保健院的护士张强则会被产妇当作疼痛中的抓手，对方松开后，她的胳膊上留下清晰的手印，很久才会消去。但生育疼痛的个体差异极大，有人的宫缩疼就像一次痛经。
陕西榆林一产妇在宫缩疼痛中跳楼的事情发生后，2019年，我国在913家医院推行无痛分娩试点。这是个在国外已经应用了100多年的成熟技术，由麻醉师从产妇的脊椎部位注射麻醉剂，减弱宫缩的疼痛。一位医生形容，如果打分娩镇痛针前的疼痛指数是9，打过镇痛的疼痛指数大约是4，一个可以忍受的程度——也有人会感觉到完全不痛了。
分娩镇痛的应用程度，与医院麻醉医师的资源状况有关。据统计，截至2021年，我国总体的分娩镇痛应用率只有30%，中西部地区许多医院的分娩镇痛普及率不足10%。在北京东城妇幼保健院，分娩镇痛的应用比率从2013年时的40%左右，上升到70%。
在资源充沛的情况下，要面对的是陈旧的观念。产妇打分娩镇痛针需要本人和家属的签字，护士张强有时看到麻醉师来来回回地跑，得不到签名。她见到过一个女士疼得一直哭，经过评估她符合使用分娩镇痛的条件，但丈夫听婆婆的意见“不打”。在电话里，女士哭得逐渐不说话了。丈夫说，“知道你疼，但妈妈说无痛针还是别打了。”
剖宫产的疼痛则主要在生产后袭来。剖宫产后，产妇要经历剧烈的子宫收缩，这能让产妇的子宫收缩到正常大小，减少出血。护士会帮助产妇压肚子，检查宫缩程度。护士张强刚工作的时候，会觉得“产妇可真矫情，她会推你的手，会拽你的手，不让按”。等她自己生了孩子，才知道真的很疼，疼到冒冷汗，屏住呼吸才能好一点。“我就真的说别再按了，因为子宫上它有一个伤口，它老收缩，它老是动。”
疼痛被遗忘后，留下的是疤痕。顺产的疤痕多来自侧切，这是在生产困难时，助产士为了防止产妇会阴被更大程度撕裂而做的。朱培静说，“以前有一段时间基本都要侧切”，现在为了保护产妇身体，他们不到万不得已、出现明确的指征就不会侧切。侧切的伤口也变为皮内缝合。
梁弘经历了剖宫产，肚子上留下一道深色的竖切口疤痕，现在，产科医生做手术时看到这种疤痕会惊讶。纵切口比横切口的伤疤增生更明显，颜色更深，为了美观，竖型切口已经几乎消失，横切口的位置也在不断下移。业界通行的横切口位置是耻骨之上3厘米。杭州树兰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刘建刚近几年研究出更隐形的切口，下移到几乎与耻骨持平，为了让疤痕在日后能隐藏在比基尼下，他需要小心翼翼地避开膀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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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科是一个女性的世界。《2021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2020年全国妇幼保健院的卫生技术人员中，男性占比14.9%，女性占比85.1%。生育对这些女性不仅是工作，常常还是生活。
有媒体在母亲节做了一项调查，在700多人中，选择“如果再选一次不会做妈妈”的人超过40%。护士长梁弘说“为什么会后悔呢？我不后悔。”她觉得如果政策允许，她或许会有不止一个孩子。护士张强有一个三岁半的女儿，她也不后悔生了她，但坚决不再要第二个了。而产房护士长徐闵是一个丁克主义者。30多年的职业生涯里，她帮助无数个婴儿来到世界，见证了无数人做妈妈的瞬间，但没有强烈地想过去体验。“可能自我意识比较强。”
东城区妇幼保健院病房里为新生儿准备的婴儿车。郭玉洁/摄
梁弘觉得母亲这个身份给她带来无尽的幸福。她在工作第五年时有了女儿。现在在病房看见产妇哺乳，她总是回味着29年前自己给孩子喂奶的温馨，“你拥有着她，她拥有着你。”
29年过去，她们的关系亲密如初。女儿常和她一起睡，她们脸贴着脸自拍，一起追星，去3个城市看毛不易的演唱会，拿着荧光棒向舞台挥手。她和丈夫的工作都要黑白倒班，他们接力带娃。她常骑着一辆安着幼儿座椅的自行车把女儿送进医院附近的幼儿园，放学后接她来医院，下班后一起回家。一次座椅的螺丝松动了，女儿带着毛绒帽子和着棉斗篷朝后摔下去，她至今想起来后怕。
徐闵比梁弘小4岁，两个人认识30年了。以前，梁弘的女儿常缠着徐闵阿姨给她画画。梁弘看到徐闵的手上总是有小猫的划痕，她喜欢猫，养了好几只。徐闵年轻时就了解了丁克的概念。和现在的丈夫恋爱时，她就表达过这个想法，对方也没有反对。
50岁上下，她们两个都仍有年轻人的神情和姿态。徐闵说话快而生动，她的助产士门诊里放着产房里出生孩子们的相册。她最近看了热播剧《亲爱的小孩》，其中有描写生育前后鸡飞狗跳的部分，她觉得挺真实的。她并非不喜欢小孩，年轻时，她觉得自己总要上夜班，不好带孩子，家里又没有找保姆的条件，加上生孩子的愿望并不强烈，“耗耗就过去了”。
她觉得社会最终的养老方式在养老院，没想过让谁帮自己养老。只不过，她听说“有孩子和没孩子的在养老院里待遇不同”，只有在这时她“有一点点后悔”。她不觉得孩子要为谁而生，生了就要全权负责。“如果我有孩子，我应该去尽力做那些事情，但是你又做不到，期望可能太高，自己又达不到，最后就选择放弃。”
有了孩子后，梁弘和张强对工作的感觉变了。梁弘知道产后上厕所时起身、走动的困难，“那种时候多希望有人能扶一把”。作为护士长，她常和大家说，把产妇当成家人不容易，但要把产妇当成自己的朋友。同事都说护士张强的性格变了，以前大大咧咧，不是“很女的一个人”，现在变得更能体谅人，更温柔。
最近，张强的女儿患了支气管炎，她要带着女儿看病、喂药，晚上要一直抱、量体温，小孩有时还不配合，她觉得自己快绷不住了。“有孩子也挺好，但有孩子也挺难的。”
女儿没上幼儿园时，张强下了夜班也不能补觉，只有女儿午睡时她能睡3个小时。即使白天有母亲帮忙，回家了她还是很多事要操心：女儿的衣服脏了，鞋踩上了泥，书包要收拾好，该学画画了。这三年半里，她没有和同事去逛过街、吃过饭。孩子出生第一年，她要考职称，每天晚上9点多把孩子哄睡，看书到夜里11点，再用每天地铁上来回的时间学习，就只有这点时间。
生育率降低她能理解，“现在养个孩子真的不像咱们小时候那么简单”。教育上的压力太大了，她总在考虑这个阶段又要开发女儿什么思维，“费尽心机地”和她沟通。同事和她聊过，回家怎么引导孩子分享生活，“要说，妈妈今天在医院里有两个小宝宝出生，一个是什么样，另一个什么样。你呢，在幼儿园发生了什么事？”
张强想让自己的“队友”更给力一些。尽管丈夫在她夜班时能负担起“带孩子洗漱、学习、哄睡”的所有任务，但更多的焦虑还在她这。“好多女性也都是看着队友实在用不上，后来就放弃了，慢慢习以为常，是咱们自己的活了。”她在工作中也见到太多准爸爸，在孩子马上出生时，回家都不知道要准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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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充分体会了做母亲的幸福，在女儿表示自己未来不会生孩子时，梁弘还是欣然接受了。她说，要怎么选择都是她自己的事。
社会的生育观念的变化像潮水般冲刷着妇产科。科普博主“六层楼”曾是北京某三甲医院的妇产科大夫，经常在社交媒体上探讨女性与生育话题。怎么为女性创造更好的生育环境？他觉得首先是让她们有选择不生育的权利。他记得，在子宫腺肌症的诊断中，过去医生会说，“这个很重要，会影响你以后的生育”。但是逐渐有女孩说，“我并没有生育计划”。慢慢的，就像AI进行语言学习一样，医生的语言变成了，“如果你以后有生育计划的话，那……”以前，有女孩来妇科就医，会被医生以“这个问题可能会影响生育”为说辞劝说其趁早治疗，而现在，医生的话变成了“这会导致痛经和贫血，要早点治疗”。
他也30多岁了，父母会发一些文章，催促他和妻子生孩子，大多是关于最佳生育年龄的。但是他对“最佳生育年龄”有自己的理解。“一个25岁刚大学毕业、没有房子、工作不稳定、经济状况不好的年轻人，和一个35岁、事业稳定、心理成熟的人，谁处在最佳生育年龄呢？”“孩子能养成什么样，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不是所谓生理上的最佳生育年龄。”
他曾发布过一期科普视频，聊生育给女性身体带来的伤害，希望大家在作选择前充分了解。其中有句话说“生育对女性在生理上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来看，都是弊大于利”。为此，一个中年母亲特地注册了微博账号指责他。说她的女儿不愿意生孩子，并把这则视频转给她，以此为不生育的论据。这位心急的母亲觉得“六层楼”“教坏年轻人”。
但“六层楼”并不是丁克主义者，也没有倡导年轻人不生育。他只是觉得自己和很多人一样，都没有作好准备。他想到刚工作时，一次在办公室，主任看着他感慨，如果自己的孩子留了下来，也有他这么大了。但当时要在职业生涯和孩子中间二选一，她选择了事业。
“六层楼”自己也生活在一个传统家庭里。父亲做着小买卖，不常回家，家务和育儿责任落在母亲身上。他计划，要等到自己能拿出一半时间用在家庭上的时候，再选择生育。因为既然都是家庭成员，就要平等地参与家庭事务，“我是人，我妻子也是人，为什么我就有理由少做一些？”“参与少了我还不乐意”。但现在他觉得自己每天要花五六个小时在科普的工作上，妻子也有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没到养育孩子的时机。
梁弘知道，如今育儿的压力比20多年前要大。女儿和她年轻时的状态不同了，女儿在银行上班，经常加班到晚上10点多回来。张强会和年龄偏大的产妇聊天，问问她们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年龄生育。她们常说，工作压力很大，要还房贷车贷，养孩子要拿出来很多钱。她们认为不做好提前的规划，孩子来了也养不好，教育也是个大问题。
她观察，这些人事业心强，责任心也强，害怕生了孩子之后自己对孩子不负责。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一位产科大夫说，他观察深圳的“白领、骨干、精英”更想要一个女儿，原因是：两人都很忙，觉得女孩不那么调皮，更节省精力。
不管人们是否选择，以及选择什么时候来到产科，产科里那些故事还在发生。一位朝阳医院的助产士曾经在急诊科室工作过，午夜时分，在去医院上夜班的路上，他总是想，就在这么一个小小空间里，今晚抢救室里会有人失去生命，而产科里又有新的生命选择降生。
4月中旬，在东城妇幼保健院，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和母亲共享一间病房，走廊外的庭院里，桃花和玉兰落了满地。走廊里很安静，只能听到新生命发出温热的、哼哼唧唧的声音。
出生率下滑，让产科医院受到重大冲击。图为在河北石家庄新乐市医院新生儿科，护士在给新生儿抚触
3月7日，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东坝院区人头攒动。各个科室门前都排着队，唯独妇产科的等候区只坐着两个人。
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东坝院区原名东坝医院，东坝医院的妇产科曾经很辉煌，年分娩量一度达到三、五千，这个资料在2014至2016年期间掉到了1800左右，但在去年跳水到不足150，缩水九成。
经历产科危机的不止东坝一家。北京恒和医院是一家二级高端私立医院，但近年来产科病人数量下降，营运不下去，将被民营妇产科头部医院和睦家兼并。
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资料，中国2016年至2021年新出生人口数连年下降，分别为1883万、1765万、1523万、1465万、1200万和1062万人。社科院在2019年1月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就指出，中国人口负增长的时代即将到来。而医院里的产科，是最早感受变化的地方。
产科曾经「一床难求」 被迫庭院中加床位
「2016年10月是我们院分娩量的最高峰，共接生了约300个婴儿，平均每天10个。记得有一晚，我基本没休息，收了7名待产妇，做了4台剖宫产手术。」北京东城区妇幼保健院副主任医师王霞回忆说。
2016年的甘肃省妇幼保健院，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初八8天共迎来352个猴宝宝
当时正值「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十个月，第一批生育二孩的需求一股脑地释放出来。政策出台以后，很多夫妇都抓住分娩年龄的尾巴再生一个，王霞称，「很多都是70后，接近40岁的夫妇生二胎」。据当时的国家卫计委统计，2016年，二孩及以上出生人口占全国出生总人口逾四成。
那时候，媒体关于产科「一床难求」的报导铺天盖地。为了应对分娩量的攀升，北京朝阳医院把7个单间病房改造成了双人间，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也在室外的庭院中加了床位。「听说别的院还有加板凳的，编号板凳一、板凳二……」王霞说。
当时国家卫计委为解决妇幼健康服务资源不足的问题，提出要加强省、市、县三级妇幼保健机构建设，增设产科床位8.9万张，力争「十三五」时期增加产科医生和助产士14万名。
民营医院由此看到了妇儿医疗的潜在市场，早先入局的妇产专科医院主打高端市场，目标受众为北上广的外籍和高收入群体，后入局的莆田系则着重在成都、青岛等二线城市填补空白。
当公立和民营医院摩拳擦掌准备迎接一波生育小高峰的时候，现实却如一盆冷水浇下。
中国出生率崩跌，当年红极一时的产科从人头攒动，变成难得看到几个人。图为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内，医务人员准备为孕妇做胎心监测
产妇数断崖式下跌几年跌剩五分一
2019年是猪年，北京市朝阳区妇幼保健院院长于亚滨发现，那年的分娩量还没有超过2017鸡年。2016年朝阳妇幼保健院全年分娩量为接近5800，此后逐年下滑，2021年下降至2000出头。
在距离北京400公里的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县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张洁文称其科室分娩量从2016年的1500多掉到了去年的789，「今年前两个月，我们科才生了50多个孩子」。
王霞所在的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的产妇数量也出现了断崖式下跌，现在每月也只有三、四十的分娩量，仅为前几年的五分之一。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生育意愿不强，还与东城区近年来的人口疏解政策有关系。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教授段涛分析，生育率下降对产科的冲击，公立二级及以下医院受的影响明显大于三甲医院。大多数区级妇幼保健院属于二级医院，因此他们受到的影响比较大。
刘建刚解释说，在整体分娩量下滑的情况下，以前在三甲医院建不上档退而求其次去二级医院建档的孕妇，现在可以去三甲生孩子了，因此三级医院的产科门诊量总体上还是比较大的。
产妇数量断崖式下跌，几年跌到只剩当年的五分之一。图为河南省焦作市温县妇幼保健院的医务工作者为新生儿做护理
医师无奈：3成工资蒸发了
段涛称，在公立三级医院中，妇幼专科医院受到的影响更小。一方面原因是这些医院术业有专攻，已经形成了一个竞争优势和竞争壁垒，许多人将专科三甲医院作为自己生孩子的首要选择。另一方面原因是，近两年受疫情影响，综合医院的疫情管控会更严格一些，许多人也会转而去妇幼专科医院生孩子。
中国疾控中心的刘艳辉监测了2014至2019年北京（海淀区和朝阳区）、成都、武汉、深圳四市的产科卫生资源配置与利用情况后发现，「2017年以后，除了公立三级外，其他类型助产医疗机构产科床位使用率和产科医师工作负荷均明显降低」。
张洁文称，2010年她的科室太忙，分成了妇产一、妇产二、妇产三科，有将近30个妇产科医护人员。现在改成了两个科，医护人员只剩下十几人。
工作量的减少意味着收入的减少。不论公立还是民营，医师的工资结构都由基本工资、绩效组成。王霞称，产科不景气的这几年，她的工资大概减少30％。
「现在很少见到24、5岁的初产妇了」
分娩量下滑的同时，孕产妇的平均年龄也在提高，多位受访医生都表示，现在很少见到24、5岁生孩子的初产妇了，大多数初产妇都是30岁左右。
于亚滨表示，孕妇初产年龄增大，意味着生产的风险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从这个角度来说，产科医生面临的挑战是越来越大的。「但根据要求，孕产妇死亡率还得压低，这就对于妇产科医疗技术要求越来越高」。
为满足不同层次的孕产妇需求，于亚滨还打算建特需病房，也就是硬体设施堪比酒店，环境温馨、服务全面的VIP病房。
在于亚滨看来，过去几十年，公立医院主要解决孕妇能否住进医院生孩子的问题，现在的矛盾变成了如何让她们生得舒适的问题。「这一代90后孕妇基本都是独生子女，从小一人睡一个房间，而且是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的，哪里能受得了8个人在一个房间，隐私全无。」
馆陶县人民医院也称将打造特需病房。北京宣武医院妇产科主任王世军教授说，该院对于产科病房进行了整体装修改造，产科的医护人员、产科床位也将随着孕产妇的变化而及时作出调整。
私密整形、产后医美…医院转型求生
公、私立医院都拉长了服务链条。从产前保健，到产后康复，各个医院想尽办法。
过去一年，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已经启动将孕前保健和临床相融合的工作。该院负责全区的孕前和婚前检查。保健院希望能抓住这部分病人，转诊到院内相对应的科室。王霞称，「过去病人多，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不是那么细致，现在病人少了，我们希望能提供更全面的一条龙式的服务。」
北京宣武医院与河北馆陶县人民医院还打算开展产后康复门诊，处理产后带来的骨盆疏松和一些并发症的问题。
出生率下滑，医师的荷包也变薄了。图为广东深圳市妇幼保健院内的新生儿
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还与协和医院成立了医联体，协和的产科医生定期去前者医院坐诊。有一些危重病人本需要转诊到协和去做手术，但协和医院的专家来了，患者就不必过去。在医联体模式下，东城区妇幼保健院也可以收一些疑难病人。
当公立医院开始建特需病房，无形中会一步步蚕食民营医院生存空间。民营医院一直以优质服务为卖点，但公立医院毫不逊色的病房环境、更低的价格，再加上高社会信誉度和高水准的医疗团队，更多的孕妇将被吸引过去。
还在挣扎求生存的民营妇产科医院要么拓宽业务，要么直接转型。有医院在大力发展私密整形、产后医美等业务，还有医院保留产科人员和床位，将重心转向发展口腔科业务。
「今后，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的产科将会越来越像的，前者开始做服务、做品质了，后者开始提高分娩和产后技术了。」段涛分析称。
某院新生儿科医生发帖：病区减少，医护调岗、每月奖金减少
作为一名新生儿科医生，真切地感受到出生率下降带来的影响，前几年科室患者数最多可到100+，那时候几乎每天都要加班，而现在患者数目下降到40+，2021年一年患者数最多也就到70人左右。科室里医生护士内心都很恐慌，护士只有1/5在上班，其他人要不在调休，要不就被调到其他科室。原来患者多的时候开了两个病区，现在只剩下一个。
而这直接影响的就是收入，每个月奖金减少、年终奖岌岌可危，科研项目进行不下去，新生儿门诊就诊量下降等等，现在反而特别怀念之前忙碌的时光。
和产科的同学聊天，她也说以前她们科四层产科病区都可以住满产妇，现在有时候一层都住不满，有的产科同事都转岗到了妇科，叹息声连连。
社会普遍认为儿科医生短缺，不过我认为近年来随着许多大学开设儿科专业、成人科室医生转岗至儿科、以及疫情期间儿童就诊量的下降，很多一、二线城市的儿科医生已经处于饱和状态，有的医院已经出现儿科病源不足的境况。
产科、儿科的未来，你怎么看？
来源：医学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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