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出生率创43年新低，是什么影响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来源：新京报

原标题：人口出生率创43年新低，是什么影响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要真正解决人口生育问题，重要的还是“对症下药”，解决人们面临的包括居住成本、教育资源、医疗条件、就业保障等在内的一系列现实困境。

关于生育的问题，一直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今年8月22日，央视报道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是1.3，低于国际社会通常认为1.5的警戒线，被认为有跌入低生育率风险的可能。

12月13日经济学家任泽平发微博称：“元宇宙将导致结婚率、生育率的大幅下降”。虽然这个观点任泽平没有作进一步解释说明，但仍在网络引起热议。

在近期发布的《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1版》里，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提到，疫情期间，其他国家生育率都有一定下降，建议企业采用灵活办公方式让父母兼顾工作和家庭。

就连马斯克，在参加《华尔街日报》的CEO峰会上也提出，人类文明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是生育率低，呼吁大家赶紧“生娃”。

从开放二胎到三胎，再到各地的生育政策调整，仿佛整个大环境都在催着适龄人员赶紧生。生不生孩子，对个体来说只是一种选择，但现在，为了维持一个相对合理平衡的人口结构，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生育也有了更广泛的影响。

那么问题来了，我国生育率现在处于什么水平？是什么原因促使整个大环境都来利好生育？社会生育率低，对我们的生活又会产生哪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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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我国生育率跌破1%

前两天，关于2020年我国出生率跌破1%的话题登上各大平台的热搜。

这个数据来源于近期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年鉴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创下了1978年来的新低。同期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仅为1.45‰，同样创下1978年以来的历史新低。

人口出生率反映了人口的出生水平，该指标持续下降，意味着每年的新生儿越来越少。

据统计，2001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702万人，2002年下降到1647万人。此后，在2003年到2013年间，我国出生人口在1600万上下波动。

在放开生育上，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施“单独二孩”，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两孩”政策。这一政策在2016年时显现效果，2016年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回升到1786万。

但此后的2017年和2018年又出现了连续下降，分别为1723万和1523万。而这一趋势延续到了2020年。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1200万，比2019年少了265万。

今年三胎政策才放开不久，目前还看不出成效。

对此现象，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杨菊华分析，从2016年到2019年，我国每年死亡人口基本稳定在980万人至990万人，逐年增长。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死亡人口未来会继续增多。与此同时，出生人口连续下降，2020年为1200万人，随着生育率的降低，出生人口数与死亡人口数将十分接近，甚至出现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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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2020年我国孕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低于更替生育率2.1，更低于1.5的国际警戒线，掉落这一水平以下通常被认为会陷入“低生育率陷阱”。

总和生育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通常将总和生育率2.1作为世代更替水平。从1992年开始，中国总和生育率就低于2.1。

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后称生育率）一度超过6，而到2020年，我国进入全球低生育率的国家行列。

2020年12月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文表示：“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不独中国，全球人口的出生率都在经历断崖式的下跌，全球人口总生育率从上世纪60年代的5以上降至2019年的2.4，降幅近一半。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自1960年以来，出生率最低的十国绝大多数为高收入国家。

德国作为低出生率国家的时间最长，美国2020年人口增速降至近100年来的最低水平，仅次于大萧条时期。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出生率徘徊在1.5至2之间，人口大国印度，总生育也正在下降至2.1。

在发达国家中，韩国已成典型案例。2019年韩国生育率仅0.9，2020年再次跌至0.84，为发达国家中最低。这意味着，平均每名韩国妇女生育不到一个孩子。

就在前不久，韩国政府表示，由于新冠疫情给出生人数带来了下行压力，去年，韩国的死亡人数首次超过出生人数，政府称之为“死亡十字”，预计生育率到2024年将降至仅0.7。

2020年7月，华盛顿大学研究人员在学术期刊《柳叶刀》发表的研究预测，全球人口总数将会在2064年左右达到最高峰的97亿，之后会在世纪末下跌至88亿。届时，西班牙、葡萄牙、泰国、韩国和日本在内的23个国家人口预计在2100年减半，中国人口预计将从现在的14亿减至7.32亿。

一般而言，学界采用“理想子女数”来测量人们的生育意愿，这个概念反映了生育的社会规范或个人生育观念，是人们心目中的完美家庭构成。有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理想子女数之间有负相关关系，即人均GDP高时理想子女数少，人均GDP低时理想子女数多。换句话说，就是随着人均GDP的增高，理想子女数在减少。

该研究还对我国上海、北京、浙江、江苏、贵州、广西等地数据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达地区理想子女数要明显少于欠发达地区，二者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55人和2.01人，前者比后者少0.46人。

对于经济发展与生育率的关系，国际统计局局长吉喆曾表示：“这种趋势的出现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是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结果，也是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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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原因影响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与生育相对应的是婚姻，2020年结婚登记人数为814.33万对，是继2002年（786万对）后18年来的新低。

《年鉴》数据显示，结婚登记对数自2013年1346.93万对的历史高点后，已连续第七年下降。2020年离婚对数为433.90万对，较2019年470.06万对的高点有所下降。

“结婚少了、离婚多了、结婚晚了。”任泽平团队在其《中国婚姻报告2021》中总结道。

婚姻现象的背后，是出生率降低、性别比失衡。出生率下滑长期影响适婚年龄人数，进而导致结婚对数下滑。“90后”比“80后”少约3100万，“00后”比“90后”少4100万。当前结婚年龄主力25-29岁（“90后”）人口大幅下滑。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二级巡视员杨宗涛曾表示，适婚人口总数下降是当前结婚率下降的最主要原因。这源自中国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生人口数量减少。

长江商学院欧阳辉教授与中央财经大学吴偎立教授的分析，从现在看，虽然计划生育政策已不构成约束，但前期政策的惯性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一方面，长期的严格计划生育已彻底改变了社会结婚和生育观念；另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还大大降低了适婚及育龄女性基数。当前我国20-35岁妇女数量较十年前萎缩了13%，未来十年还可能将萎缩30%以上。

除了适婚适育人口的缺失，劳动参与率、房价、教育等社会性因素也都会对生育率产生影响。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我国妇女劳动参与率在全世界名列前茅，因此照料问题较为突出，生育的机会成本也更高。曾有生育意愿调查显示，“没有人带”是女性提及最多的不愿意生二胎的原因之一。

高房价、教育成本高昂、流动人口比例高也都会对生育率产生影响，以及工作时间偏长挤占养育时间、女性普遍承担更多家务职责等，这些社会因素也都会影响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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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连续上升

多地出台鼓励生育政策

预期中的“生育潮”没有到来，老龄化却日益严峻。年鉴数据显示，2020年末，我国人口总抚养比为45.9%，连续3年上升，其中，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9.7%，较10年前提高了7.8%。

也就是说，当前，我国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需要负担近20名老年人，即5名年轻人要赡养1位老人。

从各地区看，重庆的老年人口抚养比最高25.48%，其次是四川25.25%，辽宁24.37%排在第三。

这样的格局既与人口的流动迁移有关，也与生育政策的执行力度有关。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杨菊华分析，重庆和四川一直严格执行独生子女政策，一家生育一个，同时两地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人口流出地区，大量人口向外迁移务工，造成了老年抚养比较高。

202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达到13.5%，已然接近联合国制定的“老龄社会”（14%）的标准。

今年5月底，中央决定实施“三孩政策”，8月，《人口计生法》完成修改。9月以来，各省（市、自治区）陆续修订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增设育儿假、延长产假等生育支持措施。

据不完全统计，产假天数最长的地区是西藏，产假时间长达一年，吉林也可以延长至1年，最短的江苏128天。各省（市、区）产假均在国家法定产假上有延长，超6成地区产假延长了60天（以一胎计算）。

除了延长产假，还有十几个省份提出了其他福利政策，譬如浙江提出女方因无业、失业等未能享受产假和生育待遇的，政府给予适当经济补助，同时政府可以根据实际对3周岁以下婴幼儿家庭给予育儿津贴、托育费用补助。山西还提出在子女3周岁前，夫妻双方单位可分别每月发放不低于200元的婴幼儿保教费。

众多利好政策一经出台，引起热议也引发担忧，延长生育假期，是否也会导致用人单位更加不愿意招录女员工，加重隐形性别歧视、提高女性就业门槛？这些问题都需要社会给予反馈。

要真正解决人口生育问题，重要的还是“对症下药”，解决人们面临的包括居住成本、教育资源、医疗条件、就业保障等在内的一系列现实困境，仅靠延长产假来鼓励生育是否有效，还有待商榷。